调查研究是中国共产党人的优良作风——从毛泽东对湖南农民运动的实地考察，到提出“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的工作原则，第一代中国共产党人在革命实践中建构了这一传统。然而，作为学术名称的“田野调查／田野研究”（field work 或field research）一词却来源于西方学界。在笔者的印象中，这个词被引入政治学是通过人类学和社会学的中介完成的。最初，它的使用范围比较狭窄，与乡村研究联系在一起，具有某种真实的“田野”风味。这一情况与中国政治学发展的特定背景有关——20世纪80年代后期《村委会组织法（试行）》的通过，为90年代中国乡村政治研究打开了一个适时的通道。随着研究范围从乡村到城市社区的扩展，以及从基层政治到地方政治（乃至高层政治）的提升，“田野”一词的含义也悄然发生相应的变化，它超越了最初的乡村中国之意涵，升华为政治发展的中国实践。如今，政治学的“田野学派”，或“田野政治学”这样的字眼正在专业刊物和学术媒体高频呈现。其学术志向显然不局限于乡土中国的范畴。

“田野”视野之所以重要，乃是因为它具有双重意义：既是中国政治学研究的扎根之地，又是中国政治学学者发生思维转型的现实依据。在这个意义上，所谓的田野政治学本质上是中国政治学，它强调一切从实际出发，基于中国国情来检验西方政治学理论；在“必要之时”，勇于承担起作为学者的使命——建构能够解释和说明中国政治现象的概念、命题和理论。

在有准备的地方，迟早会遭遇可能。改革开放四十多年的实践提供了这样的“必要之时”。尽管这一点尚未成为政治学界的普遍共识，但是西方政治学主流理论无法充分解释中国政治的发展，是一个众人无法回避的基本事实。对于这一困境，从事中国政治研究的西方学者并非没有感受，而且做出了诸多的回应。例如，自2003年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政治学系教授黎安友在“威权”前面添加形容词（韧性威权）以来，类似的做法几近成为一种产业。有学者统计了1987年至2019年这32年间，在威权前面添加的形容词已近20个之多。用国内流行的术语来说，这或许表明西方的相关研究已进入一种学术“内卷”。全面而系统地评价这一时期海外中国政治研究需要一篇专论，对于本文写作而言，以下三个命题的评价应是恰当的。第一，西方政治学理论确实解释／预测了部分经验现象，如市场化改革导致社会结构和利益格局的分化、对法治秩序的需求，市场化和法治助益于公民权利的发展以及政治参与感的提升等。第二，西方政治学理论对中国政治发展所做出的宏观预测是失败的。中国的市场化改革并未导致西方所期待的民主化，此外，将选举视为善治前提的观点也缺乏经验基础。第三，针对中国出现的“反例”，西方政治学理论所做出的调适是不够的，在“威权”前面不断添加各种形容词并不能更好地认识中国政治。由此，在理论与实践关系间出现了一个巨大的BUG。正是在这个地方，我们发现了号称“科学”的西方／比较政治学，遇到了“政治正确”的滑铁卢——这或许是在“威权”前面不断添加形容词的一个真实原因。

相比于西方同行，亲身处于改革开放实践场域的中国学者没有那么多学术之外的负担。一如经历了思想解放运动，实事求是、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样的表达已不再是宣传性口号，而成为认识复杂世界和评判理论的基本工具。在20世纪70年代末，这个国家依凭这一工具实现了历史性的伟大转折，开拓了改革开放的宏业。如今，中国这块富硕的田野再次成为检验理论的场所和试金石，所不同的是，这次接受检验的是曾被认为是“普遍真理”的西方政治学理论。

结果众所周知，西方理论在中国实践前面出现了卡壳。对于许多学者而言，这实在是一个“意外”。有趣的是，在这个“意外”面前，人们采取了不同的回应方式。自然科学研究遭遇“意外”乃是平常之事，以辩证观点来看，正是“意外”为科学发展提供了难得的机遇。然而当“意外”发生在社会科学领域时，情形就不那么简单了，因为社会科学在处置经验现象时，时常或明或暗地与价值世界打交道。一旦价值因素渗入经验研究，理论与经验事实的关系就变得复杂起来。简言之，在这种情况下对理论与事实关系的判断受到研究者价值立场的影响。

在这种情况下，如何看待西方理论与中国经验之间的关系？对这一问题的不同回答构成了中国政治学分化的逻辑起点。对于一部分政治学研究者而言，改革开放所取得的伟大成就开启了第二场思想解放运动。如果说第一场思想解放运动旨在从个人崇拜和左倾路线的束缚中解放出来，那么这次发生在学界的思想解放运动则要从西方政治学的学术权威和教条知识的束缚中解放出来。

回头来看，第二场思想解放运动实现了一个重要的学术转变：中国政治现实不再是一个负面的、需要进行病理分析、最终会经历“体制转型”的对象。由此中国政治现实与学术研究的关系被重新界定：它是一个需要认真对待的研究对象，是研究问题意识的来源，是学术灵感的产床，是理论创新的素材原产地。这是一种看待中国政治的全新认识，这并不是说各种问题和弊端不复存在，而毋宁说这些问题和弊端可以通过“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工程来加以解决、克服和减缓。

这一叙述表明，中国政治学近年来发生的变化，虽然充满争议和歧见，但它是内生的，而不是外力强加的，有着自身的演化逻辑。从最初的学科恢复、翻译引介，经迭代的田野研究，到如今的“田野政治学”（中国政治学田野学派），浓缩了数代政治学学者的心路历程。由此可以见到，中国政治学已在不经意间经历了双重意义上的分化：一是中国政治学与西方／比较政治学的分化；二是中国政治学自身的内部分化。经由这些分化，中国政治学界的多种声音已是一个现实。令人担忧的是，中国政治学从业者是否仍处在同一个世界？他们之间如何对话？这些是以前从未遇到过的新问题，没有现成的答案。

古希腊的阿基米德曾说，“给我一个支点，我可以撬动整个地球”。在某种意义上，发生在“田野”及国际环境的变化，构成了一个改变中国政治学的支点。它不但促使人们反思主流理论对中国政治的看法，也提出了如何看待当代中国与历史中国关系的问题；这是一个“牵一发而动全身”的变化。

通常情况下，史学家告诉我们，了解历史有助于理解现实。现在政治学研究者说，理解现实必须诉诸历史。表面上看，这两个说法并无区别，然而魔鬼就隐藏在细节之中。

历史是一道蕴含着丰富内涵的风景线，横看成岭侧成峰，究竟呈现何种形象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观察者所处的位置及由此提供的视角。1840年之后西力东渐，中国被硬拽入一个由民族－国家构成的国际秩序之中，从“天下”的顶峰跌入“万国”的深谷，一度手足无措，备受煎熬。西人眼中的中国，不是愚昧落后，便是软弱可欺。被人打败了，不得不改变自身，这便是近世中国历史景象的原色；在这一原色上勾勒的画面自然是悲怆的。对于数代中国人而言，“落后就要挨打”，恐怕是最有说服力的真理。而对落后的归因，非常容易导致对自身制度和文化传统的不自信。

在经历了百年奋斗之后，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摆脱了被宰割的命运，改革开放取得的成功使中国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接近世界舞台的中央，国人终于迎来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这一变局为我们观察世界和中国（历史）提供了新的视点。走出低谷的中国如何看待自身的千年历史和文化传统？如何看待中国的百年现代化史？这是一个新的课题。令人高兴的是，一些历史学家已经做出了及时的回应，为政治学研究者提供了示范。

时代背景的这一转换，有助于我们理解“历史政治学”在中国政治学舞台的亮相。质言之，历史政治学旨在摆脱改革开放以来美国政治学对中国政治研究的独大影响，通过历史视野的引入，从基础层面打开中国政治学知识建构的自主空间，为当代中国政制提供合法性基础。近年来，围绕着历史政治学的主题，学界亦已发表诸多论文，而且其影响也超出了政治学范围。不过，到目前为止，历史政治学与其说是一个成熟的研究取向或学派，不如说是一项颇具雄心的研究纲领。

本文以为，相比于历史政治学的框架搭建，人们对待中国历史的态度变化或许具有更为深远的意义。在某种意义上，我们正在经历一个与“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不同的反向逻辑演化过程。

金耀基先生曾借用汤因比的文化反射律来描述近代中国的现代化过程。所谓文化反射律是指，一种强势文化对另一种文化的影响力与文化要素的价值含量成反比关系。根据这一“定律”，越是价值含量高的要素受到的阻力就越大。如果将文化分解为器物、制度和价值观念三部分的话，那么通常情况下，当两种文化相遇时，强势文化对弱势文化的透射过程一般是从器物到制度，再到价值观念（文化）。据此而观，中国近代史上的洋务运动（器物层面）、戊戌变法与辛亥革命（制度层面）、五四运动新文化运动（价值层面）可以视为这三个逻辑环节的具体展现。

历史常常出人不意。改革开放所取得的成就极大地改变了国人的认知和心态，在此基础上逐渐形成了一个不同于近代史的“反向运动”。变化是从GDP数字／良好绩效开始的，以此为依据，推导政治制度的优点（中共十九届四中全会做出的决议，概括了中国政制的13条优势），再由制度推导到文化与历史（在道路／理论／制度自信的基础上，提出文化自信）。无论是中国近代史的三阶段论，还是新时代的四个自信论，两种论述的运思方式和推论逻辑是一致的，皆从绩效合法性出发，经由制度的中介，最后推导至价值合法性，但是它们所体现的国运和得出的结论刚好是反向的。

在不到两百年的时间内，我们经历了与先辈完全不同的心路历程。如果说清末李鸿章的“数千年未有之变局”，乃是对那个时代的悲叹，而今“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判断，则是对中国走向世界舞台中心的自信预测。两个大变局，百年对千年，人们对古今中西关系的看法出现了大反转。与之相应，不少中国政治学学者对待西方政治学的态度和立场也发生了本质性的转变。就此而言，中国政治学理论建构这一命题的提出，折射了这个时代的变化。

田野政治学与历史政治学从不同角度提出了建构中国政治学知识体系的主张。自20世纪80年代恢复以来，中国政治学在经历了翻译、引进、本土化、反思等环节后，正在进入一个理论创新的阶段。

这是中国政治学发展的一个重要时刻。在这个时刻，我们需要做出一个基本判断，中国政治学理论建构的程度和层次处在一个怎样的状态？换言之，我们所要从事的理论创建工作属于什么性质？有哪些特点？

一般而言，理论创新可以根据挑战的性质和程度区分为不同的层次，它们依次为：（1）新的概念，用于说明新的现象；（2）新的修正性／补充性命题，用以解释原有理论难以解释的现象；（3）对原有理论做出重大修改，提出新的中层理论；（4）范式革命，颠覆原有的知识框架并进行重构。就逻辑而言，这四者的关系可以表述为两个方面：其一，在依次递进的关系中，前面的变革不一定导致后面的变革，但后面的变革必定包含前面的变革；其二，理论创新的递进程度与其遭遇的困难程度成正比关系，理论更新程度越大，对于研究者的知识积累和创新能力的要求就越高。

在这一理论创新的程度谱系上，中国政治学要解决的问题发生在哪个档位？这是中国政治学理论创新必须回答的前置性问题。然而对这个问题的回应不能从政治学理论中去寻找答案，因为中国政治学所从事的理论创新取决于现代化的中国道路相对于西方道路的差异性及其特点。显然，这是一个关于中国现代化模式的宏观判断。2016年5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中，直截了当地指明了这一点：“历史表明，社会大变革的时代，一定是哲学社会科学大发展的时代。当代中国正经历着我国历史上最为广泛而深刻的社会变革，也正在进行着人类历史上最为宏大而独特的实践创新。这种前无古人的伟大实践，必将给理论创造、学术繁荣提供强大动力和广阔空间。这是一个需要理论而且一定能够产生理论的时代，这是一个需要思想而且一定能够产生思想的时代。”用学术话语来表达，中国政治学理论创新发生在范式革命的层次。

在这一假设下，笔者以为，中国政治学理论建构的空间至少包括以下四个层面：

1、基本概念的创制与重构

基本概念对于一门学科的重要性已为学界所公认。近年来学界已出版和发表有关政治学重要概念的若干著述，对于中国政治学的学科建设和知识积累产生了重要影响。与此同时，关于西方政治学概念是否是分析当代中国政治的合适工具，逐渐成为一个反思的话题。概念建构便是在这一语境下提出的问题。

提出这一命题乃是基于下述两个方面的原因。一是恰当性考量，它要求认真辨析来自比较政治学的相关概念，不能无差别地将它们运用于中国政治的分析。换言之，用西方概念来描述中国政治存在适用性的问题，有的适用，有的未必适用，不能硬套。二是建构性考量，要求我们认真对待中国政治经验的特殊性，在缺乏适当概念的情况下，学会用抽象符号来加以提炼和表达。

在恰当性考量方面，亦已形成相关的学术争论。例如，围绕西方“公民社会”概念，学界已发表商榷性论文；对“治理”概念的各自理解，显示了不同阐释方案之间的张力；而“威权”概念则已基本退出国内政治学专业期刊的版面。概念泡沫的清理是建构中国政治学理论的一项基本工作。

相比之下，在建构性考量方面所体现的努力似乎更见成效。改革开放以来学术界已出现不少颇有影响力的概念（术语），如压力型体制、差距信任、政治竞标赛、市场＋官场、举国体制、国家治理、协商民主、代表制民主、民主集中制政体、政治势能等，其中有些是中国学者自创的（包括经济学家），有些具有“混血”的性质，有些是海外首先使用，但在中国成为建制性概念。徐勇教授在新近发表的文章中，系统梳理了“田野政治学”脉络中的若干概念，如祖赋人权、家户制、韧性国家、韧性小农、关系叠加、国家化、农民理性的扩张等。

这些概念能否经得起时间的考验，现在尚不能做出最终判断。有些经历了各种打磨而幸存，成为政治学词典中的专业词汇；有些则有可能在时光的流逝中逐渐消失。不管结果如何，概念建构的努力值得充分肯定——这些术语旨在更准确地认识和描述中国政治现象，以避免西方概念运用于中国场景时出现的“概念拉抻”现象。可以预见，这方面的工作将因循已有的轨迹不断深化下去。

2、新的理论命题及知识体系

除了概念，中国政治学的理论创新也涉及命题的建构。这些命题既可以是反向的，亦即对既有命题的否定或修正，也可以是正向的，亦即以陈述句的方式将两个概念联系起来。从逻辑上说，所谓理论就是众多命题按照一定的逻辑关系组合起来。就此而言，中国政治学理论建构类似于一个搭积木游戏：首先是拥有一系列合适的概念，然后在概念之间建立系统性的联系（命题），最后将命题以逻辑的方式建构为理论。当然，这只是一个抽象的说明，实际的理论建构过程很可能是在三个层面往返穿插、以互动的方式进行的。

应当承认，相对于概念建构，中国政治学在提出有效命题方面似乎有所欠缺。如果按照描述性和解释性来区分不同类型的命题，那么我们可以看到进一步的差别。相对于解释性命题，描述性的命题稍微充分一些，尽管因果－机制性解释在科学价值上要高于单纯的经验描述。

然而，即使是描述性命题，我们也必须承认相应的不足。尽管许多学者在从事中国政治研究，但人数多寡与成果大小之间似乎没有必然联系。至今，我们对于中国政治诸多方面的理解和认识仍是肤浅的，或是跛脚的。前几年，我们编了《中国政府与政治》教科书，得到了学界同仁的一点肯定，但我们自己非常清楚，中国政治的许多现象依然没有说清楚。导致这种现象有许多缘由，既有主观方面的因素，更有客观方面的原因。

值得注意的是，执政党从意识形态维度提出的一些命题，对于中国政治学理论建构具有重要的意义。其中，最著名的命题是“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这一陈述可以视为执政党对中国政制的自我认识之正式表述。如何将这一命题（及其他相关命题）转化为学术表达并融入中国政治学知识体系，是一个值得认真考虑的问题。

3、比较政治学分析框架的重构

作为不同于西方现代化的中国道路具有双重的溢出效应：既溢出了西方现代化的历史经验，也溢出了西方现代化的理论体系。中国道路／中国模式，无论其政体类型，还是民族－国家类型，都无法恰当地栖身于西方比较政治学的知识大厦。因此，比较政治学的分析框架必须进行调适，以容纳来自中国的经验。

到目前为止，能够最大程度容纳不同国家／政体的分析框架是结构－功能主义或政治系统论。两者虽有诸种重要的区别，但在两个方面具有相当的一致性：一是系统思维，无论是对其做有机体的理解，还是将其视为具有反馈性的机械装置；二是它们的分析层次都超越了政体论，因而不同类型的政体可以放在同一个分析框架中进行描述、分析和比较。事实上，结构－功能主义分析框架的提出就是为了解决二战之后新兴民族国家涌现而带来的比较对象扩张的问题。结构－功能主义和系统理论在比较政治学中的退场或边缘化，自有诸种原因。面上的主要理由是它们不能满足因果机制解释的要求，停留于泛泛的一般性叙述，但同样重要的是，它们无法充分凸显不同制度之间的本质差异，而这种差异和二元对立（先是民主与极权，后是民主与威权）却是西方民主输出国意识形态斗争所需要的。

冷战结束和第三波民主化曾促成“历史终结论”在全球的流行，然而中国的崛起、第三波民主化中出现的失败国家以及西方国家内部的治理危机，以讽刺的方式宣告了“历史终结论”的终结，全球化由此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国际格局的深刻变化从一个全新角度提出了如何看待中国在全球体系中的位置的问题。

在此，中国政治学、比较政治学与国际关系理论开始形成了它们的切合点。在全球化过程中，国内政治与国际政治、中国政治学与比较政治学、比较政治学与国际关系学的传统界限正在被不断突破，分析国内政治必须有国际视野，一如分析外交政策必须理解国内政治；比较政治学或许可以作为沟通两者的一座重要桥梁。在结论部分，本文将再次强调这一点。

在这个意义上，对于中国政治学理论建构而言，“将结构－功能主义带回来”或许是一种必要的选择。当然这不是简单的回归，而是带着现代化的中国经验加以重新构造。这意味着，对于中国道路的论证而言，理论建构必须在两个层面同时进行：第一个层面是建构能够说明中国政治的制度结构和运作机制的理论，在这个层面，中国政治学与西方政治学是并列的；第二个层面是在中西之上，建构一个能够包容两者的政治学分析框架。这样的分析框架能够为我们提供新的比较分析视野，例如不同制度结构的比较、过程机制的分析以及绩效和缺陷的比较等。

4、价值维度的正当性论证

事实与价值的区别构成了政治科学与政治哲学相区分的依据，但这里的区分是“软区”，而不是“硬区”。事实与价值的区分自有限度，且区分程度与理论层次成反比关系。理论层次越高，价值与事实的联系越是紧密，将它们区分开来的难度就越大。

对于社会科学而言，可以从三个方面来理解事实与价值之间的关系：（１）文化定见或前见，这是最普遍也是最隐蔽的方式；（２）理论制约人们的观察；（３）在理论与事实发生脱节时，价值立场决定人们如何看待和对待现实。虽然这三种机制发挥作用的方式各不相同，但导致的结果是一样的：社会科学理论作为一个整体不可能是价值无涉的，恰恰相反，价值系统是社会科学的基础支撑。

在诸多社会科学中，经济学因为量化分析程度最深、数学模型采用最多、公式化程度最高，而被视为社会科学中的“皇冠”。然而，这并不意味着经济学是一门纯粹的科学。事实上，经济学是一门将价值与事实结合得紧密无缝的学科。从政治学的角度看，微观经济学与自由主义有一种亲和关系，因为它在价值上以个人为本位，在分析上以个人为单位。在此，作为价值本位的个人与作为分析单元的个人完美无瑕地结合在一起。经济学尚且如此，更何况政治科学。虽然冠于“科学”的名称，但很少有政治学研究者标榜自己的研究是与价值无涉的。

由此可以推导，一个完整的制度体系在理论言说方面，既要保持理论与经验的一致性，又要保持价值与事实的一致性。近代以来，西方以实力为后盾，以普遍性名义推行自身的理论和制度，将发展中国家视为被征服和被改造的对象，旨在建立一个基于西方现代化经验的世界模式，在此基础上实现理论与经验、价值与事实的双重一致性。中国的崛起意味着这一方案被历史地终结了，一种新的可能正展现在世人的面前。

这种可能性要成为现实，价值因素是必备的条件。对于中国政治学知识体系的建构而言，提出新的概念和命题以及重构分析框架固然非常重要，但它们局限于经验描述和概括、因果机制分析、知识的逻辑结构调整，只回答了“是什么”以及“为什么”的问题，没有回答合理性和正当性的问题。显然，在价值观严重“赤字”的情况下，任何经验维度的成功都是不可持续的。同样道理，若没有价值知识作为基础，经验知识的大厦是摇晃的，经不起风吹雨打。无论是现实本身，还是知识领域，都必须有价值（信念）作为支柱。在此，实践与理论、政治与学术、事实与价值紧密地缠绕在一起，互为条件并相互支撑。在这个意义上，价值维度的正当性论证构成了中国政治学理论创新的基石。

值得注意的是，在价值维度的证成方面，党和政府似乎走在了学术界的前面。改革开放以来，执政党不断与时俱进地调整自身的意识形态：一方面，经由“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形式，发展和完善既有的理论，对传统社会主义话语进行重构；另一方面，在国际话语权的交锋中，尝试提出中国的价值标准。前者所取得的成果集中体现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之中；后者的典型案例是“人类命运共同体”，以及衡量政治制度是否民主有效的八个中国标准。

平心而论，对中国道路做价值维度的正当性论证是一个巨大的挑战，其所遭遇的困难远比概念－命题的建构和分析框架的重构要大。这种难度集中体现在三个方面。首先是必须面对和超越西方意识形态的话语霸权。西方是人类社会现代化的发源地和首成之域，作为主流意识形态的自由主义亦已经历数百年的精心打造和与时俱进的变身，虽然在现实层面正遭遇不少的挑战，但依然具有很强的吸睛力。其次，一如中国政治学理论建构会导向比较政治学分析框架的重构，为中国政治提供合法性叙述的实践也会导向普遍价值的重构。这意味着需要对西方号称的普遍价值进行反思和解构，在充值中国价值元素的基础上进行重构。中国提出的人类“共同价值”便是朝向这一目标所做的努力。再次，在如何提供正当性论证方面，国内学界目前正沿着两个不同的方向在探索：一是如上所述，对官方意识形态进行更新，在社会主义话语中重构中国政治的正当性基础；一是沿着多元现代性的思路，通过中国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来证成当今中国政制的合法性。这两种不同的叙说逻辑如何处置彼此间关系，尚是一个需要思量的问题。

新世纪以来中国政治学出现了一些新的趋势。本文以为，在学术转型的基础上，中国政治学开始步入理论创新的阶段。在这一视角下，“田野政治学”与“历史政治学”这些新名词的出现，便不是偶然之事。它们以不同方式呈现着这个时代的精神，回应时代提出的要求。

无论是田野政治学，还是历史政治学，两者皆重视“本土经验”。学术反思的切口是在经验领域打开的。中国政治制度的绩效促使一些研究者改变了思考问题的方式，完成了从“体制转型”到“体制完善”的转变。这一转变构成了随后一系列观念变革的契机。先是突破“威权韧性”的局限，将中国从一个转型对象转变为一个分析对象，从原先的病理分析扩展为生理分析；进而沿循李普赛特的分析路径，从绩效合法性转向体制合法性，亦即从经验领域转向价值领域。与此并行发生的变化是，从肯定现实到正视历史，以及从中国政治扩及比较政治。在这一学术转型的背景下，中国政治学理论建构的必要性和紧迫性开始凸显出来。

本文从概念、命题／理论、分析框架和价值证成四个方面讨论了中国政治学理论创新的逻辑空间。需要指出的是，对“中国政治学理论建构”的理解不能局限于“关于中国政治学知识体系的建构”，如果止步于此的话，这项任务是难以完成的。严格地说，中国政治学者面临的理论建构任务是一部五重奏：（１）建构一个能充分解释中国政治（历史和现实）的知识体系；（２）重构比较政治学的分析框架；（３）建构一个足以支撑中国政治经验理论的价值体系（中国价值观）；（４）重构人类社会的共同价值知识（普遍价值）；（５）重构既有的国际关系理论，以与中国扮演重要角色的新型全球化相适应。这五项任务一起构成了一个系统的理论工程。其中，理论与实践、经验与价值、现实与历史、中国与世界，彼此交织，相互渗透，共同演奏。理论建构的基础是经验的，但理论得以确立的依据是价值的；同样道理，理论建构的出发点是中国的，但其指向必定是世界的。

因此，强调中国经验的重要性，强调中国政治学的理论创新，并不拒绝对西方学术的借鉴。海外中国政治学研究的众多成果是我们从事理论创新的资源，而不是遗弃的对象。换言之，政治学知识的重构必须在中西政治学知识的互动过程中来实现。这意味着理论建构作为一项系统工程，不但要整合政治学内部的分支学科，而且必须以跨学科、跨国别的方式合作进行。在笔者的想象中，最终的理论建构成品应当是具有特色的、并列－包容式的，更具解释力的，而不是排斥性的。

这一历史任务对我们的学术创新能力提出了前所未有的挑战。19世纪后半叶以来，中国人一直以消费者的方式接纳来自西方的各种理论，将它们视为普遍真理，探索与中国国情相结合的道路。在这个意义上，所谓的“中国化”是一种特殊形式的理论消费。今天，这种局面或许正在被改变，至少在政治学范围内，中国的崛起意味着西方政治学理论已经成为一个需要反思、质疑、鉴别、选择的对象，我们面临的真实问题是，如何学会和掌握抽象化的能力，将中国的成功经验提升到理论层次。在很大程度上，我们需要学习和模仿的不再是西方学者建构的各色理论，而是西方学者建构理论的方法——当初他们是如何将西方经验抽象为普遍知识的。我们要做的不再是进口鱼，然后用中国方式加以烹饪，而是如何建造远洋渔轮，学会在太平洋捕鱼。这是一个真正的挑战，其难度远远超过了近代以来的各种形式的“中国化”实践。

应当承认，中国政治学的理论建构尚处在起步阶段，面临着艰巨的挑战。在很大程度上，政治学恢复以来的知识积累主要是在西方话语的支配下完成的，这意味着需要一个根本性的转化。这种情况下，实践与理论之间的巨大张力可能是我们必须长期面对的一个基本事实，理论建构的任务可能需要经历几代人的时间。尽管如此，“其作始也简，其将毕也必巨”。笔者相信，中国政治学理论创新的开端虽“简”，但未来的前景“必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