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源因素论”认为，资源既包括从社会制度结构获取的公共资源，又包括通过自身努力获得的个体资源，两种资源均能对普遍信任感产生积极影响（敖丹等，2013）。
对于宏观资源因素的作用，学术界有两种解释路径。理性取向的解释认为，信任和风险紧密相联，经济发展水平越高的地区，居民更有能力去承担他人失信的风险而去相信陌生人（Bjørnskov，2007）；经济发达地区不仅为居民提供更频繁的接触陌生人的机会，也为其对抗背信风险提供了更多的公共服务资源（敖丹等，2013）。感性取向的解释认为，经济持续发展增强人们的乐观主义情绪，从而有助于提高普遍信任感（文建东、何立华，2010；杨明、孟天广、方然，2011）。经济发展水平越高的国家，其公民普遍信任感越强（Delhey & Newton，2005）；人均GDP 越高，其社会信任水平也越高（Knack & Keefer，1997；Alesina & Ferrata，2002）。反之，在经济衰退时，普遍信任感会随之降低（Navarro-Carrillo et al.，2018）。综上，普遍信任是地区经济发展水平的一个正函数。由此，提出假设如下：
假设1：地区经济发展水平越高，人们的普遍信任感越强。
对于微观资源因素的影响，“自信说”认为，丰富的资源能增强自信，进而使个人更愿意进行信任他人的冒险（卢曼，2005：30-40）；“自我概念说”认为，资源能提升个人的自我概念，使个人拥有更加积极乐观的态度，进而转化为对他人的信任（Giddens，1991：79）。什托姆普卡则提出了三种信任因果机制。其一是信任反身机制，即资源占有水平高的人更倾向于相信自己能够得到他人的信任，信任的反身性在于被他人信任可以激励自己信任别人。因此，资源占有水平越高，越有可能产生社会信任感。其二是相对易损机制。在面对陌生人时，人们无法精确判断他人的守信概率。此时，资产能够降低信任被破坏时的相对易损性，即他人失信对自身带来的损害，进而提升个体信任水平。其三是责任环境机制，即责任性机构能够帮助个体抵御潜在的信任背叛，而拥有较多资源的人往往有更便利的途径利用这些机构。因此，资源多的人更容易被唤起信任（什托姆普卡，2005：170-171）。
在操作层面，社会经济地位是个体资源占有量的主要测量指标（Brooks et al.，2011）。研究表明，较高的收入水平能增强个体风险抵御能力，促进其普遍信任（敖丹等，2013；Ziller & Heizmann，2020）；高等教育既能通过提高个体社会经济地位来增强其风险抵御能力，也能通过增强个体的价值认同与制度认同提高对他人行为的预测度，进而促进普遍信任（黄健、邓燕华，2012）。综上，社会经济地位是影响普遍信任的重要微观变量。由此，提出假设如下：
假设2：个体的社会经济地位越高，其普遍信任感越强。
从道德基础论视角来看，普遍信任基于相信人们都有良好意愿的“人性善”假设（尤斯拉纳，2006：2），是一种具有较强稳定性的人格特质，表现为乐观的人生态度和相信自己能够把握命运的信念（Uslaner，1999：138）。普遍信任反映了一种跨社会、经济、种族、宗教和民族差异的凝聚力和共享性，其本质是个人的社会团结感，即相信社会中不同群体将共享一种命运的信念。这种信念与资源占有的多寡不太相关，但与资源分配的合理化水平密不可分（尤斯拉纳，2006：4，15）。收入不平等、种族差异、宗教等级会拉开社会距离，导致社会分化，使人们只相信自己所属的群体（Rothstein & Uslaner，2005），进而对普遍信任产生负向影响（Bjørnskov，2007；Yamamura，2008）。因此，社会信任水平与收入分配差距紧密相关（Zak & Knack，2001；Berggren & Jordahl，2006）。当地区不平等恶化时，其社会信任程度就会下降（王绍光、刘欣，2002）；资源分配极度不公会导致底层人们的悲观态度，造成信任的阶层壁垒（徐尚昆，2018）。
从社会文化视角来看，社会信任是一种普遍的文化特性，可以在群体合作中产生（福山，2001：8），依赖于成员的素质和对规则的遵守，而作为深层次价值的公正就是规则的一部分（福山，2001：30）。可见，信任是社会成员在包含公正的规则下合作而产生的，合理的资源分配秩序及分配格局是产生普遍信任的重要条件。
从制度视角来看，政府机构及其制度安排是普遍信任的决定因素（Berggren & Jordahl，2006），程序公平和规则公平会增加社会信任（You，2012）；公共机构的程序公平有助于公民产生安全感，并将之泛化到其他群体中（Rothstein & Stolle，2008）。反之，违法犯罪等破坏制度公平的行为则会降低公民的信任倾向。当制度公平遭到破坏时，人们会对国家失去信心，进而导致普遍信任的下降（Iacono，2019）。
作为再分配制度的组成部分，合理的公共政策及公共财政支出安排是普遍信任的重要促进因素。在深化改革进程中，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日益增强，初次分配不平等不可避免。因此，资源再分配水平及由此形成的资源再分配格局对于普遍信任的作用日益凸显。在宏观层面，公共资源分配水平，即一般性公共财政支出占GDP的比重，是地区资源再分配水平的重要指标。由此，提出假设如下：
假设3：地区的公共资源分配水平越高，人们的普遍信任感越强。
在微观层面，个体的社会经济地位固然重要，但分配处境对个体安全感和获得感的影响可能更为突出。所谓个体分配处境，主要是指个体在资源分配体系中的相对位置，具体包括两个方面：一是个体相对社会经济地位，即相对周围人而言，个体在资源分配体系中处于何种位置，也即个体阶层等级地位；二是个体阶层地位流动状况，即相对过去而言，个体阶层地位是否发生流动，发生了何种方向的流动。
个体分配处境会影响分配公平感，即人们对社会资源分配状况的主观判断、评价和态度（Jasso & Wegener，1997），分配公平感会进一步影响普遍信任。已有研究表明，与周围人相比，个人越在主观上认为自己的收入水平处于分配体系上层，则越倾向于认为社会是公平的（怀默霆，2009；马磊、刘欣，2010）；与过去相比，个体越认为自己得到的比失去的多，越倾向于认为社会是公平的（李颖晖，2015）。个体越倾向于认为社会是公平的，越有可能有更高的普遍信任水平（You，2012；刘澈元等，2013；Navarro-Carrillo et al.，2018）；反之，劳动力市场中的不公平因素会增强人们的相对剥夺感，进而导致信任的缺失（Ziller & Heizmann，2020）。由此，提出假设如下：
假设4：个体的分配处境越好，其普遍信任感越强。
本研究数据来源于2010年和2015年全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改革开放40多年以来，中国居民普遍信任的经济、政治与社会基础发生着日新月异的变化。2010年以来，中国跃居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并由经济高速增长向稳增长、调结构的经济新常态转型，可能改变公众的经济增长预期及普遍信任的经济基础；2012年以来，中国反腐败斗争取得了重大成就，可能强化普遍信任的政治社会基础。为此，本文选取2010年、2015年两个年份的样本数据来检验普遍信任影响因素的稳健性。为实现不同年份的地区配对比较，本文剔除了2010年已调查而2015年未调查的省份（新疆、西藏和海南）对应的样本，共计279个。在此基础上，合并了两个年份的数据。合并后用于分析的样本共计22472个，其中2010年样本11504个，2015年样本10968个。
1.因变量
本文因变量为居民普遍信任感，操作化为“总的来说，您同不同意在这个社会中，绝大多数人都是可以信任的？”，备选答案包括从“完全不同意”到“完全同意”五个测度，取值从1到5。在分析时，本文将该变量设置为连续性变量。
2.自变量
资源占有因素和资源分配因素是本文的两类核心自变量。
在宏观层面，本文将资源占有因素操作化为省（市、区）的人均GDP，将资源分配因素操作化为省（市、区）一般预算支出占GDP的比重。比值越大，表明该地区社会福利与公共服务财政投入水平越高，资源再分配越合理。各项指标区域分布水平如表1所示。
在微观层面，将资源占有因素操作化为个体社会经济地位，将资源分配因素操作化为个体分配处境。其中，前者包括个人年收入和受教育程度两个操作化指标。在统计分析过程中，对个人年收入进行对数化处理，并将受教育程度转化为受教育年限。后者包括相对社会经济地位和社会阶层地位流动状况两个操作化指标。由于CGSS问卷中没有设计测量个体相对社会经济地位的问题，本文用家庭相对经济地位作为替代变量，操作化为“您家的经济状况在当地属于哪一档？”，有“低于平均水平”“平均水平”和“高于平均水平”三个选项，以“低于平均水平”为参照组。社会阶层地位流动状况采用主观评定法，由当前社会阶层地位等级与10年前社会阶层地位等级之差得出，差值大于0者代表“向上流动”，等于0者代表“水平流动”，小于0者代表“向下流动”，以“向下流动”为参照组。
基于已有研究，本文选择性别、年龄、政治面貌、婚姻状况和户籍类型等人口学变量，以及调查时间、调查地点等客观变量为控制变量。具体的变量含义和描述性分析见表2。
当前，学术界对普遍信任感影响因素的分析有三种方式：一是将其视为连续性变量，采用OLS回归分析法；二是对因变量进行二分处理，进行二元逻辑回归；三是对变量进行定序处理，进行定序逻辑回归。本文采用了第一种分析模型。考虑到宏观变量和微观变量可能存在多层次嵌套，本文采用随机效应模型分析普遍信任感的影响因素。为对比普遍信任感影响因素的城乡差异，本文还进行了农村样本和城市样本的分组回归。同时，为检验普遍信任感影响因素的稳健性，本文在初始模型的基础上进行了2010年样本与2015年样本的分组回归。
表3是模型1至模型3的分析结果。模型1进行了总样本回归分析。在控制变量中，年长样本的普遍信任感更高，年龄每增长一岁，普遍信任感得分高0.011（p<0.001）；党员比非党员的普遍信任感得分高0.114（p<0.001）；与农业户口样本相比，非农户口样本的普遍信任感得分低0.135（p<0.001），居民户口的普遍信任感得分低0.099（p<0.001）；与未婚样本相比，离婚样本的普遍信任感得分低0.106（p<0.1）；与2010年相比，2015年样本的普遍信任感得分低0.064（p<0.05）；性别的影响不具有显著性。在自变量中，在宏观层面，较之资源占有因素，资源分配因素的影响更为突出。具体表现为：人均GDP的影响并不显著，假设1未通过验证；一般财政预算支出占GDP比重每增加1个单位，普遍信任感得分高0.489（p<0.05），假设2初步通过验证。微观层面，资源占有因素与资源分配因素均对普遍信任感有显著促进作用。其中，资源占有因素的影响表现为：受教育年限每增加一年，普遍信任感得分高0.010（p<0.001），但个人年收入的对数影响不显著，假设3部分通过检验。资源分配因素的影响表现为：与个人阶层地位向下流动者相比，水平流动者的普遍信任感得分高0.133（p<0.001），向上流动者高 0.193（p<0.001）；与家庭相对经济地位低于平均水平者相比，家庭相对经济地位处于平均水平者和高于平均水平者的普遍信任感得分分别高0.114（p<0.001）和0.139（p<0.001），假设4初步通过验证。
模型2统计了2010年样本的回归结果。与模型1相比，控制变量中，除婚姻状况的影响不再显著外，其他变量的影响保持不变。在自变量中，无论是宏观的地区人均GDP，还是微观社会经济地位，资源占有因素对普遍信任感的影响均不显著；资源分配因素对普遍信任感的影响依然显著，其中，一般财政支出占GDP比重、家庭相对经济地位和个人阶层地位流动状况均对普遍信任感有显著性正向影响。假设1再次未通过验证，假设2未通过验证，假设3、假设4再次通过验证。
模型3统计了2015年样本的回归结果。各控制变量的影响与模型2基本一致。在自变量中，宏观层面的各变量对普遍信任感的影响均不显著，但微观层面的各变量对普遍信任感均有显著影响。假设1再次未通过检验，假设3未通过检验，假设2、假设4再次通过检验。
总体而言，在全部样本中，假设1未通过验证，假设2、3、4均通过验证。可见“资源占有-资源分配”的解释框架在一定时段内具有持续的解释力。结合不同年份样本来看，在2010年样本中，假设3和假设4通过验证；在2015年样本中，假设2和假设4通过验证。从2010年到2015年，在资源占有因素中，宏观层面区域经济发展水平的影响始终未通过显著性检验，微观层面社会经济地位变量的影响变得显著；在资源分配因素中，宏观层面公共资源分配水平变量的影响显著性消失，微观层面个体分配处境变量的影响始终显著。
表4是模型4至模型7的分析结果。模型4统计了农村地区总样本的回归结果。在资源占有变量中，宏观层次人均GDP的影响不显著；微观层面的个人社会经济地位则有显著正向影响，具体表现为：受教育年限每增加一年，普遍信任感得分高0.007（p<0.05），个人年收入的对数每增加1个单位，普遍信任感得分高0.013（p<0.001）。在资源分配变量中，宏观和微观两个层面的变量均对普遍信任感有显著正向影响。具体表现为：一般财政预算支出占GDP比重每增加1个单位，普遍信任感得分高0.796（p<0.05）；与个人阶层地位向下流动者相比，水平流动者和向上流动者的普遍信任感得分分别高0.084（p<0.05）和 0.150（p<0.001）；与家庭相对经济地位低于平均水平者相比，处于平均水平者的普遍信任感得分高0.097（p<0.001），高于平均水平者的影响不显著。
模型5和模型6分别统计了2010年和2015年农村样本的回归结果。需要说明的是，在模型6中，多层次模型的似然比卡方值仅为0.035，未通过显著性检验。因此，本文运用OLS回归模型（见模型7）阐释2015年农村样本的分析结果。在2010年样本中，反映资源分配因素的一般预算支出占GDP比重、个人阶层地位向上流动、家庭相对经济地位处于平均水平的影响均具有显著性，家庭相对经济地位高于平均水平、个人阶层地位发生水平流动的影响变得不再显著；反映资源占有因素的各变量的影响均不再显著。在2015年样本中，反映分配公平因素的一般预算支出占GDP比重、个人阶层地位向上流动、家庭相对经济地位的影响依然具有显著性，反映资源占有因素的受教育年限、个人年收入对数的影响变得显著。
总的来说，在全部农村样本中，假设1未通过验证，假设2、假设3和假设4通过验证。从调查年份来看，假设2和假设4在2010年和2015年样本中均通过验证，假设3在2015年样本中通过验证。从2010年到2015年，资源占有因素中，宏观层面区域经济发展水平的影响始终未通过显著性检验，微观层面社会经济地位变量的影响变得显著；资源分配因素中，宏观层面公共资源分配水平变量的影响始终显著，微观层面个体分配处境变量的影响显著性变得更加全面。
表5是模型8至模型10的分析结果。模型8统计了城市地区总样本的回归结果。其中，宏观层面各变量的影响均不具显著性，但微观层面变量的影响有显著性。其中，资源占有因素的影响表现为：受教育年限每增加一年，样本的普遍信任感得分高0.014（p<0.001）；个人年收入的对数不具有显著影响。资源分配因素的影响表现为：在个人阶层地位流动状况方面，与向下流动者相比，水平流动者和向上流动者的普遍信任感得分分别高0.153（p<0.001）和0.203（p<0.001）；在家庭相对经济地位方面，与低于平均水平者相比，处于平均水平者和高于平均水平者的普遍信任感得分分别高0.124（p<0.001）和0.172（p<0.001）。
模型9和模型10分别统计了2010年和2015年的城市样本，对比自变量的显著性结果来看，二者并无明显差异，受教育年限、个人阶层地位流动状况和家庭相对经济地位的影响均存在显著性。
总的来说，在所有城市样本中，假设1和假设2均未通过验证，假设3部分通过验证，但主要体现为受教育年限的影响，假设4通过验证。从2010年到2015年，资源占有因素中，宏观层面区域经济发展水平的影响始终未通过显著性检验，微观层面的受教育年限始终对普遍信任感有显著影响，个人年收入对数的影响始终不显著；资源分配因素中，宏观层面公共资源分配水平变量的影响始终不显著，微观层面个体分配处境变量的影响始终显著。
本文基于CGSS2010和CGSS2015数据库中的城乡居民样本，分析了资源占有因素和资源分配因素对居民普遍信任感的影响。其中，在宏观层面主要比较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和公共资源分配水平对居民普遍信任感的影响，在微观层面主要比较个体社会经济地位和个体分配处境对居民普遍信任感的影响。在此基础上，本文进一步分析了普遍信任感影响因素的城乡差异。研究的主要发现如下：
第一，总体而言，资源占有因素与资源分配因素均是城乡居民普遍信任感的重要影响因素。在资源占有因素中，宏观层面的地区经济发展水平的影响并不显著，但微观层面的社会经济地位对城乡居民普遍信任感有显著促进作用。在资源分配因素中，宏观层面的公共资源分配水平对城乡居民普遍信任感有显著促进作用，一般预算支出占GDP的比重越高，城乡居民的普遍信任感水平越高；微观层面的个体分配处境对城乡居民普遍信任感有显著影响，个体分配处境越好，城乡居民普遍信任感水平越高，具体表现为：较之社会阶层地位发生向下流动者，发生水平流动和向上流动者普遍信任感水平更高；较之家庭相对经济地位处于平均水平以下者，家庭相对经济地 位处于平均水平和平均水平以上者普遍信任感水平更高。假设1未通过检验，假设2、假设3部分通过检验，假设4完全通过检验。
第二，从城乡差异来看，资源因素对农村居民普遍信任感的影响更为显著和稳健。在农村居民样本中，个人年收入对数和受教育年限两个微观资源占有因素变量均对普遍信任感有持续的显著促进作用；而在城市居民样本中，仅有受教育年限一个微观资源占有因素变量对普遍信任感具有持续的显著促进作用。在农村居民样本中，宏观层次的公共资源分配水平变量和微观层次的个体分配处境变量均对普遍信任感有持续的显著促进作用；而在城市居民样本中，仅有个体分配处境变量对普遍信任感有持续的显著促进作用。可能的解释是，从1978年至21世纪初，在城乡二元社会结构下，城乡经济发展水平、社会福利与公共服务支出水平存在较大差距。在城市，居民收入水平显著提高，社会保障、公共基础设施和基本公共服务体系日益健全；在农村，农民收入增长缓慢，社会保障、公共基础设施和基本公共服务体系建设则严重滞后。2004年，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明确指出，要通过“工业反哺农业、城市反哺支持农村”，推进城乡统筹发展。2004年以来，随着新农村建设、精准扶贫战略的推进，农村经济增长加速、农民收入水平显著提升，农村基本社会保障体系逐步形成，农村公共基础设施和基本公共服务体 系显著改善，农村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无论是在个体资源占有状况或分配处境，还是在公共资源投入方面，多数农民所感受到的是质的飞跃，多数城市居民所感受到的则是量的变化。相应地，资源占有及其分配处境对农民普遍信任感的影响均更为显著。
第三，从资源占有因素与资源分配因素的比较来看，资源分配因素对城乡居民普遍信任感的影响更为显著和稳健。在资源占有因素中，宏观层面的区域经济发展水平对普遍信任感的影响始终不显著；个人年收入的影响仅在 2015年的农村样本和城乡总样本中显著，仅有受教育年限在各类样本中均对居民普遍信任感有显著影响。在资源分配因素中，除对城市居民分样本的普遍信任感无显著影响外，一般预算支出占GDP比重无论是在城乡居民总样本中，还是在农村居民样本中，均有持续的显著影响；个人分配处境因素在不同年份和不同类型样本中始终有持续的显著性影响。可见，资源占有的多寡固然可能影响个体的获得感和普遍信任感，但资源分配格局及个体在资源分配体系中的相对位置对个体获得感和普遍信任感的影响更为持久、稳健。可见，收入多寡与普遍信任感的联系不再那么紧密，而社会分配不公这类扩大社会成员之间距离、引发“社会评价威胁”的变量更容易被个体感知（威尔金森、皮克特，2010：37），从而影响普遍信任水平。在日益崇尚自致成就和共享社会发展成果的新时代，就普遍信任及以此为基础建立的社会秩序而言，“患寡，但更患不均”是更真实的逻辑。
上述结论的启示是：第一，在当前背景下，较之于资源占有因素，资源分配因素对普遍信任具有更为深远和持久的影响，形成合理有序的收入分配格局、实现社会发展成果为社会成员共享是我国当前亟待解决的问题。第二，建立合理的回报机制和向上流动机制，让居民在教育、能力和资历上得到恰如其分的回报，形成可以依靠自己的努力实现社会地位提升的乐观态度，同样有助于提升普遍信任水平。
本文建立了普遍信任感的多层次解释框架，比较分析了资源占有因素和资源分配因素对城乡居民普遍信任感的影响，是对普遍信任感研究中“资源因素论”视角的一个拓展解释。由于缺乏宏观初次分配数据，本文仅用公共资源分配水平来测量宏观资源分配水平，指标效度可能有待改进。此外，地区人口规模、年龄结构等宏观因素和信任存量（什托姆普卡，2007）等微观因素也可能对普遍信任感产生影响，囿于数据来源问题，本文尚未将上述变量纳入分析模型，可能存在变量遗漏问题。上述不足有待在进一步的研究中改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