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20年间，农村大量青壮劳力外出务工，靠村民们自己维护农村水利设施的模式难以为继，汛期抢险力量更是不足，这是当前乡村防汛的一个薄弱环节

图/视觉中国

文 | 《财经》记者 金贻龙

编辑 | 朱弢

活了50多岁，西樊村的农田承包大户老李还是第一次碰到这种情况：庄稼地的水漫过2.5米高的玉米秸秆，全村颗粒无收，连冬小麦也没法如期下种。

西樊村坐落在河南新乡辉县市占城镇东面2.5公里处，全村2400多人，耕地面积3000余亩，主要种植玉米和小麦，一年两季。对当地农民来说，冬小麦的播种绝对是件大事，按照正常年份的安排，9月15日前完成玉米收割，霜降三天内种冬小麦，最迟不能晚于10月25日，否则来年的收成就要大打折扣。往年这个时节，地里已经长出嫩苗了，站在远处，微风吹过，可以闻到阵阵清香。

今年的场景略有不同。10月下旬，《财经》记者从占城镇出发，往西樊村的深处走去，一条“湖泊”宽阔而平静，几乎与田埂平行，来这里钓鱼的村民说，暴雨前，这片“湖泊”曾是一片玉米地。

10月30日，河南新乡市新乡县合河乡与辉县市占城镇交界处，三五成群的人们坐在路边钓鱼，暴雨之前前，这里种满了景观树。摄影/《财经》记者 金贻龙

2021年7月，一场特大暴雨席卷中原腹地，据河南省政府统计数据，截至8月2日12时，河南全省共有150个县（市、区）、1663个乡镇、1453.16万人受灾，此次特大洪涝灾害共造成302人遇难，50人失踪。

占城镇是受灾较为严重的乡镇之一，暴雨袭来时，当地人通过短视频等方式向外界发出了求救信号，一批批救援力量涌向这座豫北小镇。如今，那场洪灾带来的阴影依然挥之不去。

等水退去

老李在西樊村生活了一辈子，靠着种地，他供儿子念完大学，如今小女儿也上大学了，正是需要花钱的时候。他从2016年开始在村里承包农田，和个体种植户有所不同，除了种小麦和玉米，老李还种少量的花生、黄豆等经济作物。

2020年，玉米的收购价从0.9元一斤涨到了1.4元一斤，他在心中窃喜，“都快卖出花生的价钱了。”2021年6月，小麦收割后，他干脆将200亩承包地全部种上玉米。按照去年的行情估算，他至少能收入30多万元。对于农民来说，这是一笔相当可观的财富。

谁能料到，老李的玉米还没授粉，就遇到了暴雨，颗粒无收。

在当地，老李的遭遇绝非个例。西樊村的支书刘继在村头开了一家农业公司，同时还是村里农业合作社负责人，身兼多职的他每天忙得晕头转向，后来的事村里都传开了，他储存在仓库里的3000吨种子泡在了雨水中，最终不得不低价抛售。

《财经》记者在西樊村走访时看到，大多数人都闲了下来，妇女们抱着娃串门，男人们聚在屋檐下玩扑克打发时间，但只要提起7月的暴雨，大家就会迅速围上来，互倒苦水，“漫到屋里的比人还高。”“家具、冰箱、电瓶车都淹了。”“庄稼都绝收了，有没有啥补贴？”

老李不敢闲下来。10月30日，他又蹬起电瓶车，到地里瞧了两眼，这是最近几个月来他每天都要做的事。“还是老样子，田沟里的水排不出去，就连拖拉机都开不进去，这可咋下种？”说话间，他的脸上满是失落。

受老李邀请，《财经》记者参加了由他组织的聚会，来的人多是西樊村附近几个村庄的村民，他们无一例外都称自家的小麦现在还没播种。“被洪水泡了这么久，土壤养分都流失了，播新的种子一定要多撒肥料。”一位农田承包大户提醒在座者。

“有没有什么办法能赶紧播种？”《财经》记者抛出一个问题，但没人能回答，现场气氛一度尴尬。“只有慢慢等。”老李说，地不晾干，农作物很难在这样的环境下生长。

王官营村的村民王秀英（化名）已经等不起了。她家的地与西樊村只有一堤之隔，属于低洼区，而旁边地势较高的大片农田，被拖拉机旋耕几遍之后，黑色的黏土翻起又落下，王秀英看在眼里，急得直跺脚。10月30日下午6点多，暮色四合，她还守在地里，思来想去，她作了一个决定：直接请人给她犁地播种，不再刨土晾伤。

“现在已经晚了，再不种还要等到啥时候？”她扯着嗓门说。

王秀英的心态代表了当地很多农民的真实想法。7月的那场特大洪涝灾害已经让村民们元气大伤，如果不及时播冬小麦，不仅收成会受影响，甚至未来一年的口粮都要掏钱买。

有来自辉县市占城镇的网友在人民网“领导留言板”栏目上反映自家的农作物受损情况，辉县市委8月11日对此作出回复，占城镇种植大户、合作社等存储的1140余万公斤小麦被淹，21个村5.8万余亩农田秋作物绝收，但因占城镇非蓄洪区，故不能享受蓄洪区相关政策，但有救灾贷和绝收农田改种等救灾政策。

脆弱的乡村堤防

究竟是多大的降雨量，才使得这么大面积的秋作物绝收？

从7月17日8时到23日7时，新乡市平均降雨量为830毫米，最大降雨量965.5毫米。

“村里最高进水3米，路上都可以跑船了，家里进水最深也有2米多。”55岁的郭五运是占城镇南樊村抗洪突击队总指挥，他记得，1970年、1976年和1996年都曾发过大水，但都不及今年这么漫长而凶猛。

郑州大学水利科学与工程学院教授左其亭向《财经》记者分析，受全球大气环流影响，充沛的水汽从东部向偏西方向迁移，水汽进入河南后，遇到太行山和伏牛山，同时在今年第6号台风烟花的作用下，形成此次强降雨天气，新乡的西部、西北部正好被南太行山包围。以上因素的叠加，导致新乡降雨来势急、雨量大、持续时间长。

“由于地理位置的特殊性，河南省一直是中国的暴雨中心之一，尤其是新乡，它南临黄河，西北靠太行山，山洪较为频繁，卫河从城市里穿过，再加上自身的降雨量，很容易产生严重的洪涝灾害。” 左其亭说。

根据河南省气象台匡晓燕等人2010年发表的研究，1950年-2007年的58年中，河南年年都出现水灾。

公开资料显示，黄河下游的水患历来为世人所瞩目，从周定王五年（公元前602年）到1938年花园口扒口的2540年中，有记载的决口泛滥年份有543年，决堤次数达1590余次，经历了五次大改道和迁徙。生活在新乡这个黄河下游城市的人们，对洪水的恐惧扎根在心底。

防洪是一项体力活，即便在机械化作业已经十分普及的今天。作为基层防洪人员，郭五运和刘继对这一点感受颇深。每年汛期，水位越过警戒线，水库泄洪之后，他们就敲锣打鼓通知村里的青壮年巡守护村大堤，有的挑土，有的封袋，还有的铲除杂草，清理障碍枝干，大家拿着手电筒，穿着雨衣和套鞋，24小时轮流值班，看哪里土层有松动或渗水，沙袋就往哪里填。

“护村堤就像一堵墙，整个村子都在它的包围之下。”刘继摊开一张地图，向《财经》记者解释，西樊村所在的占城镇面临着至少五条河流的威胁，其中，北有黄水河和石门河，南有峪河北支和西大沙河，一级排水河也要经过这里，防洪形势严峻。

比起新乡市下雨，刘继更担心从太行山脉倾泻而下的山洪，因为这意味着占城镇要承接宝泉水库、石门水库等四座中型水库泄洪的来水。“这么多水都在占城镇交汇，最终才注入共产主义渠。”刘继说，而西樊村正好处在占城镇相对低洼区，稍有闪失，洪水就有可能漫堤。

中国水利水电科学研究院教授刘树坤向《财经》记者介绍，堤防是中国防洪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自古以来就有修堤防的传统，这是老百姓应对涨水的老办法，但是过去受生产力限制，堤防修得较低，更多是将自己的房屋、田地围起来。新中国成立后，在大兴水利的背景下，无论是国家还是地方，都在有计划地将堤防拉长、加高，经过多年努力，形成了“上拦下排”“两岸分滞”的基本防洪战略。

西樊村的堤防修建于1956年前后的人民公社时代，由土垒筑而成，建成之初，基本可以起到防洪作用。刘继记得，到上世纪80年代时，这条大堤还保持着7公里长、3米高、8米-9米宽的规模。但进入21世纪后，极端降水、台风天气越来越频繁，它已不太能够给村民们带来安全感。

2016年7月那场洪水围村时，刘继发出抗洪召集令，父老乡亲从村子的四面八方赶到大堤上，从现场照片来看，当时洪水已经漫过玉米秸秆的大半截。一些村民光着膀子，将泥土装进沙袋，往堤上垒，还有人用身体在陡坡周围挡水。靠着这种人海战术，那一次，西樊村免于溃堤的厄运。

那一次，西樊村更加意识到了洪水的可怕，于是在2米高的基础上，又给大堤加高了60厘米-70厘米，可是囿于财力，加固工程依旧采用传统的土堤。

“很多乡村堤防采用土堤结构，一般就地取材。一下子加得很高，可能就要破坏农田。因此，各地要根据自身的情况来。另外，加多高、多厚，要讲究技术方法，不能再像过去那样凭经验来，如果厚度不够，在大水长时间冲刷下，土层会被掏穿，还有一些老鼠，喜欢在里面打洞，这些都会对堤防造成破坏。”刘树坤说。

刘继也认同这一点，但他觉得，现在他们村的堤防年久失修，的确有加固的必要，就像2016年，堤防还是起到了挡水作用，“最起码大堤内不会受损，水不会漫到家门口”。除此之外，刘继也想不出更多、更好的办法了。

当前，中国对堤防采取分级管理，一级堤防防洪标准达到百年以上，二级堤防达到50年至100年，三级堤防30年至50年，四级堤防20年至30年，五级堤防为10年至20年。“像五级以下的小堤防，只有靠乡镇和村民自己管，更多发挥广大群众的优势，不能等到洪水来了才想起来有没有漏洞。” 左其亭表示。

这是当前乡村防汛的一个薄弱环节。长期以来，农村防洪排涝等水利基础设施靠农民冬修春修，义务投工投劳建设与维护。

随着城镇化发展，近20年间，农村大量青壮劳力外出务工，靠村民自己维护农村水利设施的模式难以为继，汛期抢险力量更是不足。 郭五运提到，今年7月暴雨期间，村里住的大都是老人，直到23日下午5点多，冲锋舟划进村里，才得以将老人们陆续转移到安置点，最后留在村里抗洪的只有几十个人。

水利设施遭遇了什么

8月26日，河南省政府新闻办召开“河南省加快灾后重建”系列新乡专场新闻发布会，新乡市水利局副局长郭树东介绍，受此次强降雨影响，新乡市卫河、共产主义渠全线长时间超保证水位运行，全市30座中小型水库全部蓄满溢洪，水利工程毁损严重，全市共损毁水库、河道、堤防、护岸、水闸、农村饮水工程、灌区工程等水利设施4808处，直接经济损失18.8亿元。

公众无法知晓，这些水利设施到底遭遇了什么，但梳理公开信息可以发现，“渗漏”“沉陷”是相关部门描述当时受损情况的高频词。

新乡辉县市常村镇冯窖村村民郭池善是冯窖水库的管护员。7月21日凌晨，水库下游水位暴涨，淹过水闸大约4米，他亲眼看到坝下的土层直溜溜地向外冒水，于是赶紧向水利局汇报，后来查明是下库有阻水建筑物。凌晨2时30分，险情暂时排除，第二天上午9点，水利局又调运了20多立方米的抢险石粉和1000多条麻袋，对大坝进行加固，才让洪水顺着溢洪道往下排。

“要是不加固，大坝要被冲垮，到时候对沿河周边村庄更危险。”郭池善说。

建成于1958年的冯窖水库采用均质土坝坝型，由挡水坝、溢洪道、输水洞组成，坝头竖了一块纪念碑，半个多世纪过去，现在隐约还能看到“冯窖西沟，每到夏秋季节，山洪爆发……农业生产受灾很大”的模糊字迹。虽然总库容只有23.94万立方米，在全国水库的分类中只能算是小（二）型水库，但其设计之初就兼具防洪、灌溉的基本功能。

不同时代的人，对洪水的记忆并不一致。在郭池善的印象中，他们村只在1996年遭遇过一次比较大的洪水，但当时水库没有受到太大影响。据他介绍，冯窖水库的主要作用是阻挡山洪，但因平时降雨量小，这个小水库蓄不了多少水，他们的农田灌溉主要依赖村子东边山坡上的灌溉水渠从宝泉水库和石门水库引水，平均每亩地的灌溉花费为20元-30元。

降雨量不足，小水库的灌溉功能难以发挥，听上去有点道理，但这只是问题的表象，还有一个不容忽视的因素就是人类活动。 郭池善提到，村集体已将行洪道的部分区域划给了村民作为农田。从18米高的坝顶望下去，高高低低的树干长在河道内，水流像蚯蚓般艰难爬行，坝体的一侧杂草密布。

行洪区变成农田，一个显而易见的结果就是行洪不畅，这种情况不只存在于冯窖村，郭池善眼中的“大水库”石门水库也是如此。在南水北调中线干线工程建设管理局官网上，一则2021年4月的消息援引了辉县管理处负责人的介绍，从石门水库向下游11公里，总干渠石门河倒虹吸，河道上下游有多处采砂坑，上游河道行洪断面束窄，下游河道全部开垦为农田，行洪条件差，是辉县管理处重要的防汛风险点之一。

同时，小水库正在走向边缘化的命运。《财经》记者曾经在冯窖村打听“水库在哪儿”“有没有人在管”时，一位老人说村里没有水库，另一位年轻人也表示不清楚，反倒是宝泉水库和石门水库，村民们能一下子就叫出名字。

水利部2021年8月底公布的数据显示，中国77%的小型水库建于上世纪50年代至70年代，建设标准总体偏低，运行时间较长，设施老化严重，除险加固不彻底，75%的小型水库由乡镇政府和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管理，管护能力不足。由于先天不足、后天失养，小型水库安全隐患依然突出，是“十四五”时期防汛薄弱环节。

这样的现状让水利专家们感到担忧。黄国如是华南理工大学水利工程系教授、中国水利学会减灾专业委员会特聘专家，调研过多个地区的小型水库，他对《财经》记者表示，最近十几年，水利部多次启动对小水库的除险加固、安全鉴定等项目，在技术方面不成问题，但过去欠账太多，很多地方水利建设主要依赖中央财政，虽然也会要求地方配套，但项目真正落地其实比较困难。

“我们国家的小型水库将近10万座，这个面太大了，有钱的地方往往会自己找投资，也做得更扎实，但是对于经济欠发达地区来说，决策者往往会有成本与效益的考量，如果短时间不能带来改变，地方政府的积极性就提不起来，其他行业也要发展，肯定有个优先级排序。” 黄国如说。

边缘化的小水库

新乡辉县市的解决办法是组建小型水库管理处，由水利局统一管理，根据水库规模和功能，每座水库从附近乡村确定1名-2名管理人员，并将这些人员的经费在水库工程维护费用中列支。

据辉县市水利局赵明等人2017年发表的文章《小型水利工程管理体制改革思考》介绍，辉县市小型水库管理处公益性人员经费和公益性工程维护费共计154.97万元（人员经费71.44万元、维护费83.53万元）已纳入财政预算。

不到40岁的王强就是一位小水库管理员。他负责的是辉县市黄水乡龙门水库的巡查工作。在汛期，他24小时守在大坝上，观察并记录水位变化，家里还安装了雨量报警器，当每秒降水量达到90毫米时，报警器就会发出响声，如果发现险情，他要第一时间上报给县里的小型水库管理处。

从龙门村向西北出发，2.1公里后，龙门水库被群山环抱，这里是石门河支流龙门河上游，在靠近河岸的斜坡处，一块公示牌上写着水库责任人的名字和电话，政府责任人是乡领导，对水库度汛和安全运行负总责，技术责任人是县小型水库管理处的工作人员，巡查员王强的名字排在最后面。

2021年的汛期格外长，降雨量超乎人们的意料。“往年汛期一般在5月15日到10月10日，今年延长到了10月29日，接到防汛通知的时候，我们的神经很紧张。”王强翻开一摞工作日志，上面详细记录了每天的库水位、相应库容、降雨量等情况。7月21日8时至21时，当辉县石门水库的降雨量比特大暴雨（≥250毫米）还要多出23.7毫米时，龙门水库同样承压，王强当天6时测到的降雨量是128毫米，15时40分就涨到了148毫米。

暴雨最集中的那几天，王强和60多岁的父亲在水库的管理房轮流值班。说是管理房，其实就是一间小屋子，几十平方米，屋内摆着床、雨量筒，还有抢险的沙袋，大山的夜晚寂静无声，陪伴父子俩的只有“哗哗哗”的水流声，孤独难耐之际，王强偶尔拿手机刷视频打发时间。

《财经》记者见到王强已是11月4日，汛期早已过去，但山体的水仍在向水库下泻，站在坝头朝溢洪道的方向望去，像极了没有拧紧的水龙头。“如果来年不是特别旱，在保持正常降雨量的情况下，目前水库里的水够我们村用两年了。”王强说。

作为水库管理员，在汛期，每当看到有从山体滑落的树枝、石头，王强要在第一时间清理，保证溢洪道的畅通，上面的领导还会下来明察暗访，他的这个岗位每半年考核一次，连续两次考核不合格者可能会被解聘。

这是一个小（二）型水库，县里按照水库的重要性，每年给王强5000元的生活待遇。如果单靠这笔收入，显然无法满足生计，所以这几年，王强还在村里承包了几亩地，家里还养了十几头羊。汛期之后，他会到县里打零工。

“钱哪有挣到够的时候呢？”王强说，之所以愿意干水库管理员，他有更现实的考虑。

在龙门村，水库最早由村集体负责看管，那还是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管理体系远未现在这么成熟，更没有一套机制时刻盯着水库到底有没有人，和大多数位于山区的小水库一样，龙门水库也曾存在职责不明、责任不清的问题。王强的父亲当时20多岁，是从山西过来的，那边缺水也很严重，吃过苦头，村里看他比较负责，就一直交给他管。

每到汛期，王强就看到父亲成天守在水库里，到了饭点才回家，遇到旱季需要水库放水，也都是经父亲的手拧开闸门。工作性质使然，父亲的腿经常泡在水里，在水库里跑上跑下，如果下雨，走过去一趟得半个多钟头，甚至更久，长年累月之后，就落下了病根。

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龙门村，看管水库的费用从村民们的灌溉费里出，一年下来，最终给到王强父亲手上的钱也就二三百元，除此之外，没有其他保障。直到几年前，王强发现父亲越来越干不动了，所以选择接替父亲。

作为水利系统的重要一环，水库起着调蓄洪峰的关键作用，但一直以来，分散在各地的小型水库管理员，普遍面临着工资低的困境，如果老一辈守库人老去，它们该何去何从？这是终将面临的尴尬问题。

不止于抗洪

对急于播种的老李来说，眼下最重要的事就是排水。

老李记得很清楚，7月的那轮暴雨之后，当地9月和10月又分别下了两次大雨，每次至少五六天，直到10月中旬，农田中间的水才算退下。眼看着秋播的日子就要来了，老李拿来铁锹，将排水沟与河道的交叉口挖出一道深坑，好让沟里的水流向低处。

可是，挖开后，长满浮萍的田沟依旧如一潭死水，丝毫没有往外流迹象。如今走在这里，还可以看到凸起的小半截玉米秸秆，像是被镰刀割过一般，证明自己曾在这片土地上生长过。

11月3日上午，《财经》记者来到辉县市农业农村局的办公楼，此时已到上班时间，但多个办公室并无工作人员，正要出门的农田建设股股长代振辉解释，“大家都下乡了，这段时间一直在组织挖排水沟，渠排、沟排、支排、河排，各种方法都要用上。”

和很多同事一样，最近几个月，代振辉的多数时间都待在村里。他发现，除了占城、冀屯、赵固、北云门等乡镇的煤矿塌陷区，辉县境内其他乡镇的农田积水已经退得差不多了，基本都已开始播种。

紧张排涝的同时，也有人在洪水漫灌后的田地中拼力抢收，尽最大可能降低损失。

李明稳是西樊村的村民，他今年承包了400亩农田，全种玉米，其中在占城镇宋张莫村的100多亩因为地势相对较高而躲过一劫。他雇来20多个人帮忙，原本一两天就能收完，但是收割机进不去，工人们只能穿胶鞋、雨裤蹚进水里，把玉米捡进盆子里，一盆盆往外背，光一亩地就要来回50趟。他承诺，每个人干一天活给100元工钱，一些亲戚看他过得不容易，愿意免费帮忙，大家整整花了25天才全部捞上岸。

李明稳估算过，抢收回来的玉米大约有八九百斤，相比往年减产40%，他把看起来颗粒饱满的玉米存储在村头的仓库里，等着卖个好价钱，另一部分掰成玉米粒后放在堂屋里，还有一些因为没地方放，只能堆在家门口，像一座小山。

而李明稳在西樊村承包的200多亩地，土壤黏性比宋张莫村更优质，付出的精力也更多，往年的产量能达到每亩1500斤，但是地势不如宋张莫村，授粉时连遇几场暴雨，结果全烂在了地里，最后连个玉米杆都没见着。

10月29日下午5点多，刚从地里忙完回家的李明稳一脸疲惫，“（地表）水已经退了，但土层还有点湿，今天种了几十亩，其他地方只能等了，就算等到过年也得种，包人家的地，不然几十万贷款又要赔进去。”

10月28日，河南新乡辉县市占城镇南樊村，一位农民正在仍有积水的农田里播种。摄影/《财经》记者 金贻龙

“共产主义渠的水还在往下流，几乎与地面持平，排水非常困难，我们基本上每天都在挖渠排水。”代振辉说。

对于农田积水排水困难的问题，刘继提供了另一种观察视角。在他的印象中，西樊村最早有20多公里长的沟渠，基本上每块地都有排水沟，包产到户后，村里兴起“平沟热”，上世纪90年代到本世纪前十年间平沟者最多。具体从谁开始，刘继无从查证，但在他看来，这本质上是为了多占耕地。 “十几年工夫，大家把能平的沟都平完了，现在你去地里走一圈，很难看到一条完整的排水沟了。”刘继表示，每次内涝或洪涝灾害发生，村里都有庄稼受损。

左其亭认为，相比于大城市，乡村地区的防洪标准较低，当超标准降雨量遇到自然河道排水不畅时，很容易产生内涝。“过去，人类活动较少的时候，河道很宽，随着城市不断发展，人们在河道两旁建马路、盖房子，河道大面积压缩，这些都对排水形成了压力。”

事实证明，与水争地后，人们也在为此代价。那么，生活在洪水泛滥区的人们，是否无计可施？究竟应该如何与水相处？左其亭的思考是， 除了适当提高防洪标准，在河道、堤防、水库等“硬件”方面下功夫外，更要建立一套科学且完善的预警机制。“日常就得进行科普宣传，一旦洪水，要让老百姓自己就知道怎么应对，这是我们现在能做的事情。”